考古｜隋唐考古：昆明池旁漕运船，宫人斜里红妆墓

隋唐时期以长安、洛阳为核心形成的圈层式的地理格局、胡汉融合的华夏一统形势、丝路活跃的中西交融等种种样相，给以考古学探索隋唐时期帝国政治架构、民族政策、社会生活等提供张力，也给以考古学角度解读隋唐国家、社会、族群、文化等提供可能。

2023年，隋唐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新进展和新突破，以城址为对象的大遗址考古，基本是2022年工作的延续，都城水系与运河考古无疑是本年度隋唐考古的最大亮点，像汉唐昆明池、漕渠及大运河永济渠衡水段的考古发现极为重要。墓葬考古新发现不断，除墓葬本身外，考古工作者的眼光转向墓园及墓地的规划与营建，西安西郊唐代宫人墓地、西咸新区北城村墓地等，墓葬数量惊人，墓地规划与营建亦有迹可循。

城址考古

2023年隋唐时期的城址考古工作整体状况有三个特点：其一，长安、洛阳为代表的都城遗址持续开展工作，主动性、以学术问题为导向的发掘成为主流，与民众社会生活相关的里坊、市场等格局探索成为学术目标；其二，边疆城址本年度考古项目增多，新发现拓展了研究时空；其三，围绕平面布局与沿革展开的城址考古工作成效显著，新技术、新理念广泛应用到城址考古中。

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有安化门遗址、布政坊等。安化门遗址的考古工作接续前一年度，本年度的工作重点是对安化门遗址的解剖，厘清了安化门遗址的营建及其沿革。经解剖可知安化门遗址建于一条废弃的东西向水渠北侧，安化门的墩台南侧基础打破水渠。安化门的基础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隔墙、墩台分别下挖基槽，隔墙与墩台的基槽分别打破门道基槽。隔墙、墩台的夯土质量好，夯窝明显。墩台基槽底部夯层铺大量碎瓦，包括戳印“官匠”字样瓦片。因墩台基槽南侧毗邻废弃的东西向水渠，通过被打夯土来加固墩台基槽。

安化门遗址平面

东西向水渠位于安化门遗址南侧，局部被安化门墩台基槽夯土打破，在该水渠内发现了拦河堰、桥梁等，水渠由东向西，南北宽4.7米，南北两壁为自然土壁，在安化门遗址东墩台南侧逐渐变窄，形成平面喇叭状，在喇叭状水渠的底部发现三排南北向排列规整的椭圆形小洞，其性质不明。在喇叭状变窄处发现拦河堰遗迹，平面长方形，系生土，东西长6.5米，南北宽4.7米，分早晚两期，早期以生土为堰，晚期以清淤的淤泥为堰。晚期堰上发现明显翻堰所形成的水流堆积。在水堰西侧发现桥梁遗迹。桥梁顺水渠方向布置，先铺设三根木地栿，南北两壁各一根，水渠中间一根，栿上等距离布设三个桥桩。考古发现三根木地栿痕迹与九个桥桩的柱洞。相邻柱洞间距约1.45米，木地栿痕东西长3.86米。桥复原南北宽4.7米，东西长3.86米。水渠内出土有五铢钱和汉唐时期的残瓦。此处地势东高西低，可知水由东向西流，东侧的拦河堰可减缓水的流速，以免冲毁下游的桥梁。桥梁遗存与安化门遗址的门道错位，并不直对。初步推断该水渠系隋代所建。该时期并未发现隋大兴城郭城南墙，故推断隋大兴城时，外郭城南墙并没有建成，只是以东西向水渠为大兴城的南界。安化门遗址是在水渠废弃之后修建而成，墩台底部出土唐初带印戳的瓦片，结合文献推断此次发掘的门址当为唐永徽五年所建的安化门。

安化门桥梁

在水渠遗址上发现水利设施——拦河堰，是隋唐长安城遗址考古的重要发现，对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南郊水网的布局以及水的改造与利用提供资料。由东向西的流水，也实证大兴城南部东高西低的地势。文献记载当年隋文帝为弥补大兴城地形上的缺陷，在禅定寺营造一座木浮屠，来补大兴城风水。

为配合市政建设对隋唐长安城的布政坊进行了考古发掘。考古发现了布政坊内大十字街的南北街，并在街西侧发现两组院落及之间的曲巷。大十字街南北街东西宽12米，两侧有路沟，遗迹分为早晚两期，早期路土红褐色，土质较纯净，质地坚硬，含有少量石子，路面有少量车辙，晚期路土青灰色，质地较坚硬，有明显的起层和结块现象。早期路土两侧的路沟宽约1.35-1.5米，两壁发现有成排柱洞痕迹，柱洞直径约0.06-0.08米，个别柱洞内还残存木痕。西侧路沟发现两排东西向的陶排水管，系由圆形陶水管拼接而成，直径为0.3-0.35米。

在大十字街南北街西侧，发现由夯墙围合的两组院落。院落与大十字街南北街之间是大片踩踏面。两组院落东西相连，共用一道隔墙。院落平面呈长方形。一号院落居东，北墙有门，院内有隔墙，分为二进。二号院落居西，介于一条南北向曲巷与一号院落之间，院落相对完整，实测该院落东西11米，南北18.9米。院落内发现有太平缸、水井、灰坑、窖穴等。该院落西北角集中出土汉白玉菩萨像、残像座、线刻石座、陶佛塔等佛教遗物。

布政坊本名隆政坊，避明皇名改为布政坊。位于隋唐长安城朱雀门街之西第三街街西从北第四坊，东界皇城，南临金光门春明门大街，西市东北，四隅各开一门，考古｜隋唐考古：昆明池旁漕运船，宫人斜里红妆墓中有十字大街，内有胡祆祠、善果寺、镇国大波若寺、明觉尼寺等。此次发现的道路、院落、水井等要素能够深化学界对于布政坊布局与结构的认识和理解。除此之外，出土的佛像、线刻石底座、建筑构件等遗物对于了解隋唐时期的居民生活以及文化交流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布政坊菩萨像

布政坊线刻石底座

隋唐洛阳城本年度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正平坊遗址，也是上一年度工作的延续。从2020年开始，经过多年的发掘工作，确定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规模布局，并发现三处大型院落。2023年，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坊内西北隅和东北隅两片区。重点发掘为西半坊，该片区属于Ⅰ号院落北半部的住宅区，建筑密集，分布有序，前期已发现轴线上排布的几处大型夯土建筑。经过这次发掘，新发现并清理房址16座，灰坑122个，道路5条，水井4处，对Ⅰ号院落和建筑结构状况有了更深刻地认识。Ⅰ号院落由南部的池苑区和北部的住宅区组成，其中北部的住宅区由纵贯南北的廊庑建筑分隔成规模不等的五路建筑群，形成五路并列多进式院落布局。其中中路建筑群规模较大，东西两侧各路规模大小不均，东路东侧为I号院落的东墙。目前中路建筑群的平面布局及建筑结构更为清晰，中路建筑群东西两侧有纵贯南北的廊庑，东廊庑宽约15米，西廊庑宽约10米，南北长度为200米以上。从南端的F17开始，中路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发现F17、F20、F21、F22、F28、F16几座主体建筑，每座主体建筑均有附属建筑与东西两侧廊庑相连。

方形殿址F17，东西两侧有挟屋，挟屋与东西廊相连。东挟屋（F56）东西面阔16米，南北进深6.3米，东挟屋向东，向南成为另外一组不同规模的建筑群。方形殿址F21，边长约40米，规模宏大，南北皆为双踏步。基址的四角均有45度的斜廊与东西廊庑相连，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建筑组合形制，对于探索安国观的建筑空间和庭院的沿革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紧邻中路的西路院落中部发现一处方形夯土建筑基址（F46），保存较好，台基边长约24米，南北两侧台基包砖及散水保存较好，南侧为左右双踏，北侧为居中设一处踏步。基址东西两侧有挟屋，挟屋与东西廊相连。东挟屋（F45）保存较好，东西宽约5米，南北长约5.7米，台基下设南北向暗沟。东路的廊庑建筑附近出土一件道教镇墓文石刻残件，这与安国观密切相关。东路东侧为院落的东墙，墙基保存较好。墙基西侧有一处瓦砾堆积，其中出土少量的绿釉板瓦，形制较小。

桑树脚大型建筑基址群，是唐宋扬州城遗址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2022年对该遗址开展有计划的主动性考古发掘，揭露了“」”形夯土带，确认其为唐代城墙遗存（编号Q1），初步明确了其始建年代、墙体方向、分布范围、夯筑结构。为了解其结构、分期和性质，本年度继续上年度的工作。经发掘确认该城墙是唐代罗城的北城墙，遗迹分为四期，其始建应该不晚于中唐，二至四期分别与中唐陈少游加筑包砖、晚唐高骈修缮罗城、唐末杨行密修缮罗城等历史事件对应。扬州城罗城北墙的确认，为研究唐五代至南宋扬州城市形态沿革提供了重要资料，有助于推动对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唐代子城和罗城、宋堡城和夹城的城墙关系和春秋吴邗沟、隋唐淮南运河、宋夹城城壕等水系演变的认识。

河北雄县古州城4号遗址位于2022年考古发掘的3号遗址西侧。4号遗址是由多个单体建筑基址组成的遗址群，由东向西包括门址1、房址（F1）、门址2、门址2内外道路、夯土墙基等，推测门址1为3号遗址西侧的“掖门”；房址（F1）为3号遗址西侧的厢房；门址2应该为寺院西门，门址内外发现南北向道路，东西宽2.6-3.0米，路面上发现有大量车辙印迹；夯墙，紧邻门址2西侧，宽1.8米，推测为寺院南墙。出土遗物多为隋唐时期，包括建筑构件、陶瓷器、佛像等，推测4号遗址建筑群应是唐代寺院遗址核心区“中院”西半部南端、西门以及“西院”南端区域建筑群。考古发掘初步厘清了寺院遗址南部空间基本框架。

近年来，新疆围绕“统一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等重点课题，推进解决重大历史问题，持续推动汉唐西域军政建置、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等重大课题，城址与聚落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2023年新疆隋唐时期的城址考古取得重要收获。